今天给各位分享汉明帝的汉明后知识，其中也会对汉明帝马皇后进行解释，帝汉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明帝马皇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汉明后现在开始吧！帝汉

汉明帝刘庄是如何登上皇位的？

汉明帝刘庄是在建武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驾崩传位给他，汉明后就此登上皇位。帝汉

东汉明帝刘庄（原名刘阳）确实算是明帝马皇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

当年刘秀的汉明后一句“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由衷的帝汉表达了他对于自己前程的向往和对阴丽华的爱慕之情！但是明帝马皇迫于王朗的穷追猛打和咄咄相逼刘秀不得已娶了郭圣通为妻以此来联络她的舅舅真定王刘杨。聪明的汉明后刘秀废黜郭氏其实就是想立刘阳（阴丽华所生）为太子，他并没有直接那么作，帝汉而是明帝马皇等刘疆自己提出来。虽然闹了一出废后换太子的戏，这还真没有影响刘庄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这不得不说是他们从小受到刘秀的熏陶教导和阴丽华对他们的爱戴，在我看来刘庄的出色证明了他处处以自己父亲为榜样和对父母亲的思念。

刘庄的哥哥刘疆曾经向刘秀问起攻战之事，刘秀说了一句：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意思很清楚不想让儿子们再起战事，而是放下弓弩休养生息。有了这样的前提刘庄自然是潜心研究儒家经典，精通《春秋》《尚书》，儒家的礼仪道德成为了他今后的治国理念。

纵贯光武、显宗孝明帝两代，东汉政治权力机构之中实现了：功臣不专权，外戚不专势的良好风气。用两个字概括的话还是“和谐”。功臣邓禹等人的名成身退，皇后外戚们的谦恭礼让，兄弟之间的有力辅佐使得汉明帝刘庄心无旁骛一心为民。说实话历朝历代的皇权斗争都少不了权臣、逆臣、反臣们的参与，好像这样才有滋有味，皇帝生活才过的充实饱满。其实不然，要是没有这“三座大山”的阻挠，再加上一个勤俭奋发的皇帝，那老百姓的生活过的会相当滋润。我现在说的明帝朝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盛世，为什么说是“基本”呢？因为其中也有几个不安分的因素，刘庄的三个弟弟刘荆、刘英、刘延也曾经给他们的皇帝哥哥上过眼药搞过事情，但刘庄还是很大度的没有杀害他们，只给予了降职处分。说了反面的当然也有正面的比如刘疆、刘苍，他们兄弟的感情真的很融洽很真挚，在他们身上并未出现兄弟争权相互攻讦的现象。

兄弟之间处理的好，治国能力也不差，勤俭节约、多才多艺是他的本色，刚即位不久的刘庄就亲自主持养老礼，为全国的“三老”给予政策扶持（相当于养老金）。每年在元旦之日召开年终官员政绩汇报，评选出优劣者，经常关系全国粮价和人民疾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下诏让所有官员实现不记名检举，查找施政方面的不足。他尊敬师长、引进佛教、修葺水利、开设贵族学校；他也可以在地方学堂上吹奏陶埙，演绎礼仪。这些都可以看出汉明帝刘庄对于儒家文化的无限信仰和热衷之情。吏治清明也是明帝朝的特色，时任九江郡太守的宗均能治理好一个以虎为患的地方，能力使得皇帝对他青睐有加，窥一斑而知全貌，这仅是当时为政者的一个缩影。

在他统治期间，基本无战事，北方边疆匈奴的侵扰大大减少，释放囚犯让他们充实军队，以此来减免刑法。最主要的是班超率领的三十六人组出使西域，他们智勇双全，克服困难再加上汉朝的国立鼎盛，使得包括鄯善、于阗国在内的西域诸国再次向汉朝诚服，中断了65年的关系再续前缘。

汉明帝所在的朝代是什么时候 汉明帝所在什么朝代

1、汉明帝所在的朝代是东汉王朝；

2、刘庄（28年6月15日～75年9月5日），字子丽，东汉王朝第二位皇帝（57年～75年在位），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母为光烈皇后阴丽华。初封东海公，后进封东海王。建武十九年（43年），册立为皇太子。中元二年（57年），正式即位。即位之后，一切遵奉光武帝既成制度。对内提倡儒学，注重刑名文法，为政苛察，总揽权柄，权不借下。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干政，防范贵戚功臣势力。对外致力消除北匈奴的威胁，命窦固带兵征伐，令班超出使西域各国，设置西域都护，将佛教引进中国。在位期间，招抚流民，救济贫农，兴修水利，使得吏治清明，境内安定，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刘庄及其子汉章帝刘炟在位时期，史称“明章之治”。

3、永平十八年（75年），驾崩于洛阳东宫前殿，时年四十八岁，在位十八年。庙号显宗，谥号孝明皇帝，葬于显节陵。

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明帝分别是谁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年）。高祖第三子。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前141年）。文帝第三子。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景帝第三子。

汉明帝，

汉明帝刘庄，初名刘阳，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母光烈皇后阴丽华，东汉第二位皇帝，公元57年―公元75年在位。

汉明帝刘庄作为东汉第二任皇帝，他都有哪些成就？

刘庄（28年6月15日～75年9月5日），字子丽，东汉王朝第二位皇帝（57年～75年在位），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母为阴丽华 。建武十九年（43年），册立为皇太子。中元二年（57年），正式即位。刘庄消除北匈奴的威胁，命窦固带兵征伐，令班超出使西域各国，设置西域都护府。将佛教引进中国。刘庄及其子汉章帝刘炟在位时期，史称“明章之治”。永平十八年（75年）八月六日，刘庄驾崩于洛阳东宫前殿，时年四十八岁，在位十八年。庙号显宗，谥号孝明皇帝，薄葬于显节陵（今河南洛阳市东南）。

刘庄出生于公元28年，是刘秀的第四子，母亲为阴丽华，从小就非常聪慧，十岁就通晓《春秋》。东汉初年，刘秀命人清查田亩（即度田），陈留地区官员员回禀时，刘秀发现官员牍上写着“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问是什么意思，官员推辞是捡来的。

在旁12岁的刘庄就插话说，河南、南阳是刘秀的老家，所以这两个地方田亩和宅第肯定逾制但又不能认真核查，这个提示就是上级官员教办事之人核查土地的方法，证实之后果然如刘庄所言。公元前43年，单臣、傅镇等造反，占据原武城，城内粮草重组，众大臣都建议要强攻，只有刘庄建议放开口子让叛军突围，叛军突围后没有多久就分散、瓦解，很快就被平定了。刘秀本来就很喜爱刘庄，在他11岁的时候封为东海公，13岁封东海王，15岁的时候，废除了郭圣通的长子刘彊的太子之位，改立刘庄为太子。公元57年，刘秀去世，29岁的刘庄即位皇帝。

外戚参政、专政是自西汉建立以来的传统，刘庄深知其害，他下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对贵戚功臣也多方防范，一旦犯法必严加惩处。公元60年，刘庄遵从刘秀之意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28位大将的画像，称为云台二十八将，但是并未将岳父马援录入在内，他在位，皇后的三位兄弟马廖，马光，马防都位不过九卿。大臣阎章才学出众，工作突出，但因妹妹是后宫嫔妃，刘庄为不破坏外戚不封侯参政的规矩，硬是不提拔阎章。窦融是东汉开国的功臣，很的刘秀的重视，经常加以赏赐，他的侄子窦林“欺君罔上、贪赃枉法”之罪被刘庄处死，之后刘庄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次下诏责罚，将窦融罢官。

刘庄虽然极力打击外戚功臣势力，但也并非一味压制。他的姐姐替儿子求官被刘庄拒绝，但是赏赐给外甥一千万钱。同时，刘庄又委任开国元勋邓禹为太傅，同母弟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光武朝太尉赵憙保留原职，对待生母阴丽华、郭圣通及其家族也非常尊重，恩威并施之下，刘庄获得了各方的支持。

刘庄对待朝臣的严苛也是非常有名的，在两汉之间极其少见。据说一次一个内朝小吏误记了西域属国的供品，亲自查帐发现失误的刘庄派人把犯错的尚书郎招来，并亲自手持木杖责打惩罚，直到尚书台长官说情，请求皇帝惩罚自己管教失职之罪，刘庄才平息愤怒。刘庄对臣下的严苛，有效树立了威信，保证了吏治清明，行政效率大幅提升。他派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筑堤后的黄河直至东汉末也未决口，经历800多年没有发生大改道，决溢也为数不多，后世有王景治河千年无患之说。

刘庄统治年间，国力较东汉初年强盛甚多，改变了刘秀时期对匈奴防御为主的政策，派大军进攻匈奴，大获全胜，并重建了西域都护，使西域重归东汉版图。

刘庄当了18年的皇帝，在位期间继续奉行刘秀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刘庄提倡儒学，注重刑名文法，严格限制外戚权力，对待臣下要求极严，他本人也非常勤政，史载其“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刘庄御臣严苛，但对百姓很是善待，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

此外，刘庄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刘秀末年，全国在人口约2100万，刘庄统治后期就激增至3400多万，刘庄和其子汉章帝刘炟在位期间，出现了繁荣的盛世局面，史称“明章之治”。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一次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金人投放白光在宫殿中央，然后向西方飞去，后来刘庄就派人去天竺取经，并在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公元75年，刘庄去世，传位给刘炟，即汉章帝。

汉明帝其人

摘  要：汉明帝多元化性格的形成受到其出生时的政治环境及其父光武帝施政的重要影响，其“严切”的统治作风和个人性格对东汉后期的皇权政治无疑有较大影响，在个人性格驱使下所建立的这种“严切”政治，虽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产生的后果与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尤其对于整个东汉王朝、知识分子以及学术文化的摧残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汉明帝；性格；严切；成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东汉明帝刘庄（原名阳），字子丽，庙号显宗，是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各史家对汉明帝的评价褒多于贬，有的学者将他与光武帝并称，誉之为“建武、永平之政”，亦或将他与其子汉章帝刘炟并称为“明章之治”。对于东汉封建王朝来说，汉明帝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然而，对于汉明帝其人，却另有鲜为人知的一面。由于他的性格存在严重缺陷，为了稳固统治，他建立了“严切”政治。这种“严切”政治,虽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产生的后果与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因而，有必要对汉明帝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以求证于各方家。

一、汉明帝性格之多元

《后汉书·章帝本纪》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1]（P159卷三《肃宗孝章帝纪》）史书用“察察”、“苛切”形容汉明帝，这实在是过于美化汉明帝，汉明帝的性格实难用此二词形容。

汉明帝其人，精明而残暴，虚伪又自负。

汉明帝的精明有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明帝赐给西域使者十匹丝绸，尚书经办此事，但却误将十当百，明帝见到司农的记事簿出错后大怒，急召尚书郎重新进殿，要当场施以重罚。堂堂天子，却将九十匹丝绸看的如此之重，区区小事，却能令其尽丧王者之仪。不禁让人嗤之以鼻。

汉明帝不仅精明至极，更是一个阴险残暴、虚伪自负的君主。《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载：“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常以事怒郎药菘，以杖撞之。菘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1]（P1409卷四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钟离意》）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礼仪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春秋时鲁国司空孟僖子有云：“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2]（P1295《昭公七年》）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1]（P95卷二《显宗孝明帝纪》），故王宫礼仪也必定深谙于心。汉明帝贵为大汉天子，其尊严与威仪本应代表国家，《诗·大雅·抑》曰：“敬慎威仪，维民之则。”[3]（P454）而汉明帝居然亲自动手殴打朝廷命官，成何体统！春秋时，卫襄公曾询问北宫文子何为威仪，北宫文子回答：“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2]（P1194《襄公三十一年》）而药松为了躲避责打，却入床下，朝廷命官的威仪也丧失殆尽，汉明帝的“表率作用”可见一斑。由此观之，“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理念，早已经被这对君臣弃之不顾。笔者认为，如果真如范氏所言“明帝十岁通《春秋》”，那么，汉明帝亲自动手打人之事便只能是由其残暴的性格所决定。

汉明帝还喜欢重用酷吏管理地方。据《后汉书·酷吏传》，樊晔“好申韩法”，“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故当时有歌曰“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1]（P2491卷七十九《酷吏列传·樊晔》）樊晔死后，明帝“以为后人莫之及”[1]（P2492卷七十九《酷吏列传·樊晔》）。周纭“为人刻削少恩”，他任南行唐书时“杀县中尤无状者数十人，吏人大震。”[1]（P2493卷七十九《酷吏列传·周纭》）结果，汉明帝又提拔他为博平令。正所谓“臭味相投便称知己”也。

此外,汉明帝残暴的性格还表现在他创设了许多酷刑。《后汉书·左雄传》载：“孝明皇帝始有扑罚， 皆非古典。”[1]（P2022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左雄》）扑罚，谓以鞭扑来惩罚。《周礼·地官·司市》曰：“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郑玄注：“扑，挞也。”[4]（P518）可见扑罚之刑的残暴，这也和汉明帝的性格相互吻合。

永平十三年，发生了震动朝野的“楚王之狱”，楚王刘英被告“造作图书”，“有逆谋”。“帝以亲亲不忍”[1]（P1429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故只是废掉了楚王刘英的爵位，将刘英迁徙到丹阳的泾县。事实真是这样吗？

早在汉明帝为太子时，刘英就与其私交甚好，“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1]（P1428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这和刘英的封地狭小及其审时度势的眼光有密切关系。从小一起长大，刘英清楚刘庄的为人，因此刘庄继位后，刘英进一步看到汉明帝的残忍恶毒后便滑入黄老浮屠中寻找精神慰藉，但最终刘英还是没有逃脱汉明帝的魔掌。明帝并没有处死刘英，只是将他的爵位废掉并把他迁徙到丹阳的泾县，以此来赢得宽容敦厚之名。而刘英到泾县的第二年便自杀身亡，这可以看作是刘英对残暴虚伪的汉明帝最有力的回击。因楚狱，“坐死徙者以千数”,被牵连入狱者数万人。汉明帝甚至下令，不准为被诛死者收敛埋葬，一经发现便严厉治罪。时任千乘太守的薛汉因楚事而被诛，门生故吏没有人敢去收敛尸身，只有廉范一人念及师生情谊而去，明帝闻之，大怒，诘责廉范“不与朝廷同心”[1]（P1101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廉范》）。这罪名可是不轻，轻则发配充军，重则株连族人，如若廉范不是赵国名将廉颇之后，必定难免牢狱血光之灾。俗语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道廉颇之后就可以违背圣意？聪明的汉明帝却利用廉颇又一次为自己树立了宽容敦厚的形象，这从另一个侧面又反映出汉明帝性格中残暴虚伪的一面。综观《后汉书》，范氏受传统观念束缚，处处体现出其为统治阶级大加赞赏的思想。因此《后汉书》所谓的“帝以亲亲不忍”实在无从说起、荒诞至极。

汉明帝对待臣民如此残暴，而自己则装扮出一幅恭谦儒雅、满腹经纶的模样。自西汉中期开始，经学内部就存在着今文经和古文经的论争，东汉建立后，政府很快将今文经设立为学官并定期举行讲学。这为汉明帝提供了一个装模作样、掩饰本性的平台。他常常亲自在太学正坐讲学，而令“诸儒执经问难于前”[1](P2545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又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东观汉记·桓郁》：“上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问郁曰：‘子几人能传学？’郁曰：‘臣子皆未能传学，孤兄子一人学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5]（P625卷十五《传十·桓郁》）汉明帝居然恬不知耻的将自己比作孔子而自任道统，可见汉明帝是一个既虚伪又自负的人。

二、汉明帝性格之成因

汉明帝性格之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建武四年，汉明帝的母亲阴丽华随从光武帝征伐彭宠（时彭宠自立为燕王），在元氏县生下了汉明帝，此时的东汉王朝刚刚建立，政局不稳，虽然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已经被镇压，但是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仍然为争夺统治权而相互进行着遮天蔽日的拼杀，因此他一出生便经受了血雨腥风的洗礼。而且终光武帝一生，始终为东汉王朝努力拼搏，其父艰苦卓绝的斗争深扎于小刘阳之心，各种政治阴谋、权势利害都了然于心。建武时，天下垦田多不实，光武帝便下令检查天下的垦田和户口，并令刺史、太守们逐一汇报。“时州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服，抵言于长安街得之。帝怒。时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诘问吏，吏首服，如显宗言。”[5]（P403卷十一《传六·刘隆》）此时的汉明帝年仅十二岁，却有着如此锐利的眼光，这和他出生的“戎马倥偬、旌旗乱野”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其父的统治方式也对汉明帝的性格有着深刻的影响。光武帝曾言：“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而事实上政治的“严切”已露端倪。在“度田事件”中，许多营私舞弊的地方官吏遭受重罚。武帝为加强皇权，便对三公权力进行极力的削弱。韩歆好直言，武帝不能接受，便将他罢官，但仍不解气，于是又下诏责骂他，韩歆和儿子韩婴只能自杀。欧阳歙、戴涉等皆因事罢官或下狱而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任”。[1]（P903卷二十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侯霸》）这种局面使内外群官无不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1]（P1017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申屠刚》）尤其是在建武末年,光武帝吸取了西汉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对宗室诸王的防范尤为严切。“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6]（P1373卷五十九《吴书十四·孙奋》）沛献王刘辅的门客杀了人，刘辅受到牵连被捕入狱，从此以后，“诸王宾客多座刑罚，各循法度”。[1]（P1427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沛献王辅》）光武帝废后郭氏薨后，有人上书王莽后裔王肃等人经常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光武帝大怒，便下令到各郡县搜捕诸王宾客，致使诸王宾客“更相牵连，死者以千数。”

光武帝完成统一大业到去世的二十年间，是汉明帝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二十年里，其父的言传身教，以及为巩固封建王权而运用的各种政治手腕，都使他耳濡目染，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汉明帝性格之影响

汉明帝性格的多元化，直接的影响便是在东汉建立起“严切”政治。这种“严切”政治,不仅影响到当时的东汉王朝，也使知识分子和学术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首先，“严切”政治崇尚苛刻，这种苛刻严重威胁着东汉政权的长治久安。朝臣钟离意和陈宠针对汉明帝创立的“严切”统治，都曾上书用以说明“严切”政治的严重后果。钟离意曾上书汉明帝：“群臣不能宣化理职，而以苛刻为俗。吏杀良人，继踵不绝。百官无相亲之心，吏人无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残，毒害弥深……愿陛下垂圣德，揆万机，诏有司，慎人命，缓刑罚……”[1]（P1409卷四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钟离意》）而汉明帝对这些话却无动于衷，至死都没有接受钟离意的建议。汉明帝之后，章帝继位，仍然沿袭汉明帝时期的“严切”政治，尚书裁决事情还是经常使用重刑。于是陈宠上书章帝：“陛下即位……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1]（P1549卷四十六《郭陈列传·陈宠》）陈宠更是将执政比作鼓琴张瑟，力气过大，只会导致琴裂瑟断。这些有识之臣已经看到了“严切”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引经据典，以说明仁政的重要性，最终使章帝“敬纳宠言”。

其次，汉明帝对刘氏宗室的打击比光武帝时期更加严酷，这为外戚宦官粉墨登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永平元年，三十四岁的东海恭王刘强忧郁而死，此时正当盛年，笔者认为这和刘强被废掉太子身份后对自身安危长年恐惧的心理有密切联系，这也侧面的反映了汉明帝的残忍猜忌。其余诸王如沛献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安王刘康、淮阳王刘延、山羊王刘荆、中山简王刘焉、琅琊孝王刘京，或者坐罪削县，或者被迫自杀，甚至为了保命而甘心走上腐败自沉的道路。此外，明帝对待诸王后代以及自己的儿子也是极尽限制，如东海恭王刘强子政、济南安王康子错皆以“淫欲薄行”、“干乱法纪”而被治罪，淮阳王延子鲂及同族嵩、信、平、遵等皆因与诸王交通、谋反坐法或除国，或如北海靖王睦那样，逐步走向“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的自沉道路。永平十五年，明帝封地与皇子，结果众皇子的封地都只有其他诸侯国一半大。只有东平宪王刘苍，一生恪尽职守、忠心耿耿，受到明帝与章帝的礼遇。刘苍去世后，章帝哀痛的说道：“咨王丕显，勤劳王室，亲受策命，昭于前世……昊天不吊，不报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焭焭，靡有所终。”[1](P1441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东平宪王苍》)可见诸王宗室已经被打击殆尽，为章帝之后的东汉王朝埋下了政治隐患。诚如王夫之所说：“广陵王荆、楚王英、淮阳王延，以逆谋或诛或削。夫三王者诚狂悖矣；乃观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觐，大夫欲称其贤，而叹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声色狗马是娱是好，乃为相爱。’则明帝之疑忌残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未有如濞、兴居之弄兵狂逞也，绥之无德，教之无道，愚昧无以自安，而奸人乘之以告奸，则亦恶知当日之狱辞，非附会而增益之哉?……作图谶，事淫祀，岂不可教，而必极无将之辟以加之，则诸王之寝棘履冰如睦所云者，善不敢为，而天性之恩几于绝矣。西京之亡，非诸刘亡之也；汉之复兴，诸刘兴之也。乃独于兄弟之间，致其猜毒而不相舍，亦可为之流涕矣。身没而外戚复张，有以也夫！”[7]（P190-191卷七《明帝》）袁宏更是认为对同宗的迫害是导致东汉末年动乱的主要原因，故言：“光武中兴，振而复之，奄有天下，不失旧物，而建封略，一遵前制。诸侯禁网，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惧于罪败，同姓挫于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8]（P185卷第七《后汉光武皇帝纪》）这也正应验了春秋时宋国司马乐豫之言：“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根本无所庇荫矣。”[2]（P557《文公七年》）足见明帝的“严切”政治,对东汉政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

再次，汉明帝的“严切”政治严重摧残了知识分子和学术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施展政治抱负，常常依附于权贵，虽有滥竽充数者，但大多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东汉名将马援指出，“但尤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1](P851卷二十四《马援列传》)楚王英一案，“坐死徙者以千数”,牵连入狱者数万人。如因楚事而死的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1]（P2573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薛汉传》）淮阳王延谋反发觉,“坐死徙者甚众”。这些或因受诬陷而死、或“改变姓名，以逃其祸”的宾客，绝大多数都是饱读诗书的士人。正如范氏言：“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1]（P2613卷八十上《文苑列传·傅毅》）此外，汉明帝期间的学术文化也受到严厉的限制与禁锢。此时的经学虽然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对于经学解说却形成固定的模式，这个模式将大批的知识分子禁锢其中，使人们的思想长期囿于封建统治思想的牢笼。经学与史学始终未能摆脱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宗旨，长期在一条死巷中徘徊挣扎而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故蔡玄坦言：“且观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1]（P2589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蔡玄》）对知识分子以及学术文化的打击与摧残，使得西汉时期还略微宽松的学术气氛越加凝固化了。

余论

汉明帝的性格存在着严重缺陷，其个人性格和统治作风对汉代后期的皇权政治无疑有较大影响，他建立的“严切”政治对东汉王朝虽然有许多积极的作用，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产生的后果与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对诸侯王室的打击，使得刘氏宗族的政治力量急剧削弱，为外戚宦官粉墨登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对知识分子及学术文化的压制，使得久已沉寂的隐逸风尚再度兴盛，人们的思想始终无法逃脱封建正统观念的窠臼。“严切”政治统治使各种矛盾公开化，以至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故章帝即位，不得不采取陈宠等大臣的建议，从“严切”逐步向“宽厚”迈进。然而章帝之后，已经积重难返，皇帝年幼无知，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终致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的洪流中土崩瓦解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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